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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专权跋扈的权臣诸葛亮究竟有无篡位之心

发布时间:2021-01-05 20:29:01 阅读: 来源:油画厂家

历史上专权跋扈的权臣诸葛亮究竟有无篡位之心?

导读: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载《文史》,第35期,中华书局,1992。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

所谓“狼顾”,《晋书·宣帝纪》云:“魏武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曹)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所谓“狼顾”相,即具“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诸葛亮同司马懿一样亦具“狼顾”相,意谓其久后必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至于“虎视”,《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句,李贤注曰:“龙兴虎视,喻强盛也。”班固的实际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强盛”,但是,周以“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左传·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孔颖达《疏》引贾逵说:“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五种人有权有势,居边则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边。”李邈认为诸葛亮属于五种人之一,让其率兵居边,必危及蜀汉朝廷。不仅如此,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做欲危汉室的吕禄、霍禹。

对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维护诸葛亮的崇高形象,尽可以把李邈的上疏视为诬蔑、攻讦诸葛亮的诽谤之词;但若冷静客观地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李邈之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我以为真正具有“狼顾”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马懿、诸葛亮之所以被时人看成有“狼顾”相,无非是怀疑他们有篡位的野心。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廿二史劄记》卷七“九锡文”条。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天子卫卒也”《史记·晋世家》注引《集解》贾逵曰。。斧钺金戚皆属天子之卤簿。秬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王夫之对荀彧之死发表看法: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

《汉书·王莽传》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张晏注曰:“《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锡也。”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有关九锡制度的具体内容及考证可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九锡与汉魏禅代”。

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座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如若灭掉魏国,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

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抑或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折服。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用心在内吧!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至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同①。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须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同①。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两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相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下面是孙权与邓芝的一段对话: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

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及“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

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如孙权称帝时,在和蜀汉订立的盟誓中对后主刘禅只字不提,而对诸葛亮却歌功颂德,盟约中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时,孙权也委托上大将军陆逊写信给诸葛亮。“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玉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的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刘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平等地与孙权“对话”。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诸葛亮指定的两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祎。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敢有丝毫违背。“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赏赐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礼。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但即便如此,萧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礼。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同样身为丞相,同样辅佐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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