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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的畸形化发展按需分配的专才式教育

发布时间:2021-01-06 11:53:39 阅读: 来源:油画厂家

民国教育的畸形化发展:按需分配的专才式教育

教育与国家、民族、家庭、个人关系密切而重大,教育体制的些微调整都与被影响人群命运息息相关,受影响者对此自然极度关心、极度敏感。一些细微的调整,受益者与受损者态度自会冰火两途,截然相反,矛盾重重。如果这种供需长期严重失衡,矛盾长期得不到缓解,不仅教育发展缓慢,也将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教育体制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是尽最大可能放开供给。清末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需要大量现代政治、法律、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疗卫生、财政金融、新闻等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但在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止前,国家教育体制仍是以科考为中心,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完全以科举考试为依归,学习内容主要是义理、词章、考据,尤其是已然僵化的八股文章。虽然洋务派认识到现代社会所需大量专业人才,冲破巨大阻力兴办了一些新式学校,但数量有限、培养的人才也有限。但这个阶段,官方教育体制外的另一种教育体制悄然而生,渐渐发展,为社会供应了相对多的现代化专业人才。

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开办,1842年,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1850年,上海有教会办的英华书院、清心书院、徐家汇公学等。1853年,福州有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天津有望海楼天主堂附设的法汉学堂,以及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1864年山东有蒙养学堂、北京有贝满女塾,1867年北京有潞河男塾等。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加,传教士们便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传教活动,要求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于是,许多教会学校开设了大学课程,逐渐向教会大学过渡。如上海的约翰书院、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的汇文书院,南京的汇文书院,通州的潞河书院等等。到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800所,学生达2万人。到90年代,教会学校进一步增加到2000所,学生4万人之多。

19世纪末的教会大学无论从其学制、课程上还是从其设备、教学手段上看均还不完善,教学质量更不能与西方普通大学相提并论。但是,因教会大学的出现,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制却移植到了中国,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等,在中国官方教育旧的体制外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体制,打破了官府教育的垄断地位,推动了现代中国教育向现代的转化。

从1902年清廷学部拟定一系列办新学的文件到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急切需要从数理化到音体美的现代学校教育的教师。此时,创办已数十年的教会学校无意中为各省学堂“储备”、输送了一大批教师。如1901年山东大学堂创办时,美国传教士、曾任教于山东登州文会馆的赫士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率领文会馆中外教师,在1个月之内就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高等学堂,并担任总教习。

据1910年调查统计,登州文会馆及广文大学的180名毕业生中,58%在全国各地任教。1926年,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有72人在教育界任职,其中大学校长2人,大学教师65人,中学校长5人。1938年,据燕京大学的统计,其1700多名毕业生中,有39%从事普通教育,15%从事研究和高级教育。据1937年的统计,各教会大学毕业生有41%在从事教育。在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中学里,从事英语、农科、医学、体育、音乐等教学的,绝大部分是教会大学毕业生。

20世纪20年代起,教会大学由于其本身的不断完善、发展,开辟了许多学科新领域,从而带动了中国有关农科、法律、新闻、医学等方面的教育与研究。如金陵大学农学院、东吴大学比较法学院、燕京大学新闻系和社会学系、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

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联的外交、电报、铁路、海关等部门,不仅需要专门知识,还需要有坚实的英语基础,教会大学的学生优势明显,在这些机构中任职者也为数甚多,填补了这方面的人才之缺。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重要的机关、机构都在此阶段建立、完善。官方体制外的教会教育体制,适时为这些机构、机关提供了所需人才。

当然,历史不能简单比附。当年的教会学校是在国权日损的情况下诞生、发展起来的,这种教育体制外的“供给”,却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明显减弱了1905年废科举即旧教育体制崩溃后带来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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