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黄侃个性古怪一生结婚九次

民国文人黄侃：个性古怪，一生结婚九次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位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还是师生关系。既为“疯子”，黄侃自然有其疯的地方。

黄侃个性轻狂，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绍兰是黄侃的同乡、同族，黄侃当过她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给黄句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反复默诵这阕词，泪眼朦胧，大受感动。她认定嫁为名士妻，修到才子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脱离家庭，与黄侃结为夫妻。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再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教。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章很以为奇。到黄侃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太炎说：“北京找刘申叔(刘师培)吧。”他答：“暂时不想去北京。”太炎说：“只讲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去不了。”太炎说：“那怎么办?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侃才认真地磕头，算是拜了师。

章太炎曾对几位高足一一封号：蕲春黄侃(季刚)为天王，吴县汪东(旭初)为东王，海盐朱希祖(逖先)为西王，归安钱夏(中季)(即钱玄同)为南王，歙县吴承仕(检斋)为北王。世人又称黄侃、汪东为“章门二妙”。

黄侃行事颇怪，在北大授教时，很是喜欢一名叫郑奠的学生。每次黄出门，郑常常为其拿皮包。郑奠毕业后，留任北大。一日，北大讲授诗词的黄节教授在家里请客吃饭，黄侃和郑奠同时是被邀请的对象。见面后，黄见郑穿一件皮袄，便大为不悦地说：“我还没有穿皮袄，你就穿皮袄了?”郑回答：“我穿皮袄，你管不着我。”黄听了很是生气，从此便与形同陌路。

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板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一边说一边将脚上的布鞋脱下来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上面有黄侃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铭文。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非黄侃生母，可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随后，黄侃又请苏曼殊给他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他自己写了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片刻不离。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黄侃论学问之道曰：“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 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论学术云：“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黄侃言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早逝，故留传于世的著作不多。章太炎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论成才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在北大授课时，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咏诵诗章，阴阳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为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黄侃曾说“不满五十不著书”。1935年，黄侃五十大寿，章太炎十分高兴的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上连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称赞他50年来都在勤奋学习;下联用蔡邕《曹娥碑》的古典，希望黄侃今后可以潜心著述。黄侃见联大为恐惧，因为章太炎联中嵌有“黄绝命”三字。同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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