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坑10年广东文化名片端砚升值数十倍背后-【新闻】

肇庆的李师傅已从事这一行20余年，他正在雕刻的是“九龙百蝠”端砚。他说这件作品要花费他两年多的时间。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头10年间升值数十倍。

端砚成为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特许商品。

图为1976年开凿的老坑洞口，该洞于1999年“封坑”。记者看到，该洞被锁上了两道大铁门，洞口被水封住。

升值幅度远胜房地产“被贼惦记” 政府10年前被迫“封坑” 储量未探明导致10年来未新开采

问：“一块手机大小的石头，售价1000~3000元，请问这是什么石头？”

答：“玉。”

答案：“错，它也可能是端砚。”

每当人们提及大体量的值钱石器时，首先想到的多半会是玉，在喜剧电影《疯狂的石头》里，各路“妖魔鬼怪”为了获取那块宝玉，甚至可以把命都豁出去，足可见其价值连城。在广东肇庆，已成名上千年之久的端砚如今大有续演玉石当年“疯狂之旅”的势头，十年涨价数十倍，涨幅远胜让城市居民怨声载道的房地产。

端砚为何疯狂？国土部门、偷采者、加工企业及投资、投机商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千古奇石

4亿年形成不可复制

广东的“文化名片”背砚进京

走进肇庆市府所在地端州区，城市主干道两侧竖满了写有“端砚”二字的广告招牌。虽然“纸墨笔砚”的传统书写方式早已远离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但这个处于珠三角边缘地带的城市却在长达近15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与砚难解难分，直至今日。

端砚，早已被认为是肇庆乃至广东的一张文化名片，文化之外，如今一场关于它的财富传奇与利益博弈正在上演。

罗建泉惬意地坐在艺海端砚厂的产品展示厅内，喝着功夫茶，翻着专业书。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似乎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自己成人后的职业：制砚。往上数若干代，祖父、曾祖父……无一不是制砚师。在肇庆，有“罗、陈、蔡、郭”四大“制砚世家”，罗建泉是罗家的传人。

祖辈虽无不子承父业，却也因各自的时代境遇不同而处境不一，到了罗建泉的父亲罗海这一代，“中国制砚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等官方荣誉纷至沓来。这让罗家倍感自豪，制砚师摆脱了传统意义上“民间工匠”的低等级定位，登堂入室，光宗耀祖地迈入了艺术家行列。

罗建泉的家族史，是肇庆历代为数众多的以砚为生之人的生活史缩影。据史料记载，端砚自唐朝初年便已开产，并由进京赶考的书生传遍全国。当时的广东文化尚未被中原主流文化界所完全认可，端砚适时地充当了广东“文化先锋”的重要角色。

而据近代地质工作者的研究，端砚石经历了约4亿年的演变才得以成形，不可再生；加之用端州砚石材制作的才叫“端砚”，而端州的上好砚石材又有限地集中在面积很小的几块山地上，它的自然属性为它日后的“疯狂之旅” 必然地埋下了伏笔。

背砚进京

30年前背端砚北上

一包砚换回数千元

端砚石材作为一种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开采须先经国家批准。改革开放后，各行业的经营体制逐渐放宽，肇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端溪名砚厂和白石端砚厂分别获得了端砚“四大名坑”中的老坑和麻仔坑的开采经营权。尽管如此，个体制砚师还是找到了体制的“漏洞”。

罗海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常去搜寻“公家”采石过程中滑落山脚的碎石和“公家”抛弃的边角料，拿回家去因材施艺，细心地加工、雕琢成一方方图案精美的砚台。当时的肇庆经济尚未腾飞，前去当地采购端砚的外地商人少之又少，于是，他便有了背砚北上推销的想法。

罗海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首都北京。某一天，他背着几十斤端砚登上火车，开始了北上之旅。在那个年代，个体户的销售渠道非常有限，罗海很聪明，直奔京城的文物店和友谊商店等对外商店。若在北京没卖完，他就又转战天津和上海。

起初很艰难，他时常得因为买不到火车座票而站上一两天的时间。但他很快就有了回报：每次北行，都能赚到数千元。在当时的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下，这是个天文数字。罗海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从上海飞广州的飞机票卖72元一张，我坐过好几次。”

当时，端砚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已显露无遗，在东南亚等华人文化圈以及日韩，端砚备受追捧，成了肇庆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

被迫封坑

村民偷采很猖獗

政府无奈出重拳

有利可图的领域就会有犯罪。经过20年左右的市场洗礼，端砚“只涨不跌”的坚挺态势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就连肇庆当地的“文盲老农夫”也都知道了 “这玩意儿能卖大价钱”。占着天时地利人熟，有不少居住在矿址周边的村民加入了偷采的行列。1999年，肇庆市政府决定停止开采位列“四大名坑”之首的老坑的开采。2000年，又全面停止对其余名坑的开采。

此前，老坑一直由端溪名砚厂承采。肇庆市国土房管局矿管科科长钟天焕向记者介绍，开采砚矿是项艰苦的工作，普通石材的开采可用炸药爆破，而端砚作为一种名贵石材，爆破会把老坑内原本大规格的上等好砚炸得粉碎，实属暴殄天物。因此，工厂方面聘请了一批民工用铁锤敲击，“愚公移山”地取材，厂里派人监工。作为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注：现已改制），显然没有能力监管砚矿的合理开采及不被偷采。在这样的背景下，暂停开采有其必要性。

同样是在2000年，广东省国土资源厅把端砚列入“保护性稀有矿产”名录，上收此前一直归肇庆市所有的端砚开采证发放权，对端砚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

2003年，肇庆市为消除非法开采，全面“封坑”，五六十个出产端砚的主要矿坑被钢筋、水泥严严实实地封上了洞口。从此，端砚进入“纯库存加工”时代。

显反效果

越封越贵越偷采

安营扎寨“躲猫猫”

政府封坑的目的，是保护稀缺的砚矿资源。可出乎政府意料的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迅速施展了它的魔力。端砚业界及民间收藏家、炒家从封坑的信息中解读出了“端砚价格日后必将大涨”的信号，端砚价格很快就在这种普遍存在的市场预期的支撑下出现大涨。牟利心切的部分村民变本加厉，开始更加疯狂地偷采砚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制砚厂老板对记者说：“当时有些村民为了偷矿，甚至连命都不要了。比如说，那些传统的名坑都经过了上百年历史的开采，找准了位置，从岩壁往里凿，越凿越深，凿得越深，塌方的危险就越大，于是工匠们会每隔十几米挑选一块质地上好的砚凿成石柱，以起到支撑作用。有些偷矿的村民在听说石柱是上等好料后，不惜用炸药去炸它。你想啊，要是某根石柱炸断后导致塌方可该怎么办？那不就出人命了吗？”

钟天焕向记者透露，偷采最猖狂的时段，是2006年左右。为了“对付”偷采者，他没少受罪。“很多偷采者都是村里的‘一霸’，村民不敢吱声，甚至有村领导参与其中，这让我们很难办。”

端砚矿坑基本都位于人烟稀少的大山深处，国土局的工作人员每次接到举报，都得翻山越岭火速赶去。由于交通不便，等工作人员赶到后，偷采者多半早已闻风而逃；即使被抓到现行，偷采者也多半能通过对当地地形的了如指掌以及熟练的爬山技巧而成功脱身或玩“躲猫猫”。

麻仔坑位于肇庆下辖的高要市境内，工作人员坐轮渡到西江对岸后，还需步行约2个小时方可到达。山势陡峭，爬山时无固定物可抓，在那里追逐偷采者常把工作人员累得直喘粗气。钟天焕笑着说：“有个大学生在我们这里实习，跑了没几步就不行了。我是当侦察兵出身的，前几年还能在山上跑一跑，今年55岁了，有些跑不动了。”

仗着天时地利人熟，偷采者的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钟天焕接到举报率队赶到现场时，完全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闻风而逃的偷采者留下的偷采工具包括鼓风机和发电机，此外还有锅碗瓢盆和帐篷等生活用品。这批偷采者“安营扎寨”做好了在山上常住的打算。

我国《刑法》第343条对偷采国家矿产的罪行作出了严厉的刑罚规定：“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但法律讲求证据，钟天焕无奈地说：“我们明明知道谁偷采了矿，可是，证据在哪里？你说他偷采，他说他‘捡的’。‘捡’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许多年前端砚还不值钱，很多碎料扔在山里没人要，现在去仔细翻找，的确能找到一些，这也的确是‘捡’不是‘采’。我们该如何区分、如何取证？”

供求困局

10年无人获开采证

库存用完后怎么办？

罗建泉向记者回忆，早在几大名坑停止开采之后、主要砚坑全面封坑之前，肇庆市的主要端砚厂家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备粮过冬”。他们掏出了所有的积蓄，发动各方圈中好友寻找优质库存——当时，已有一些精明商人发现了端砚保值增值的功能，他们收藏了为数不少的端砚石材。

“我们厂当时买了3万多斤，大小不等，品质不一，大概几元一斤收购的。当时觉得贵，现在看来很便宜。10年后的今天，端砚石材的市场价格已经涨了二三十倍。”罗建泉向记者透露，“我们目前一个月卖100多方（注：‘方’是砚的传统计件单位，可俗称为‘块’）砚，一年卖1000来方。每方大小、重量不一，平均算来，每方的重量在10斤左右。换算成重量，我们一年需要1万斤。如果只靠库存，三四年就用光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补充库存，向封坑前存了砚还没卖掉的人买，虽然贵，但也没办法。”

毫无疑问，封坑是近年来端砚价格猛涨的重要原因。罗建泉对此既有喜又有忧：喜的，是行情好，“就连金融危机来了，我们也没受影响，有几个行业能做到这一点？”忧的，是一天天变空的工厂仓库。

记者了解到，从2000年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上收端砚开采证发放权至今的10年时间里，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获得了任何一个端砚坑洞的开采证。这是为什么呢？

钟天焕向记者解释：“主要原因是储量不明。”据他介绍，2005年～2006年，肇庆市曾邀请地质队勘探境内的端砚储量，但直到现在也没结论。既然储量不明，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又该如何发放开采证？——储量的多少，极大地影响了标的金额的大小。

蛋糕给谁？

工艺大师财力不足

日后若拍卖料无份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若国土部门今后长期无法掌握端砚的储量，是否就意味着长期无法重新开采端砚？制砚企业用完库存之后该怎么办？

据了解，这种迹象已初步显露。罗建泉告诉记者，以往他们根本看不上那些卡片式数码相机大小的边角料；可如今，眼瞅着石材越来越少、越来越贵，即便是制砚大师，也会对小规格的石材倍加爱惜，用心地构图、雕琢，把它们加工成艺术价值上乘的砚台成品。

制砚名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黎铿从艺近50年，亲身经历了端砚行业的风风雨雨和阳光灿烂。他告诉记者，近年来的端砚行情之所以火热，有两部分的原因：一是石材本身价格的上涨；二是制砚师的美术工艺在市场上越来越值钱。他认为，为了端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的保护性措施非常必要，“起码再封 8～10年”。

当记者问到“解封后该如何分配新开采的砚矿”时，黎铿不无忧虑地说：“如果根据‘价高者得’的办法拍卖，以端砚工艺美术师群体的收入状况，根本没机会拿到优质石材。现在民间有不少人收藏优质石材，他们中不乏财大气粗的商人，我们只是工艺师，资金不雄厚，拿什么跟他们竞标？如果最好的端砚石材到不了工艺水平高的制砚师手中，端砚的工艺美术性就会大打折扣，这对端砚的协调发展不利。”

黎铿向记者透露，早在1984年，有关部门就曾对端砚储量进行过勘探，当时探明的储量并不算太少。尽管如此，他仍认为端砚的升值不无道理：“首先，砚石是不可再生的；其次，不可能存在两块一模一样的端砚石材，制砚师因材施艺，得到的成品个性化强，是无法复制的；再有，制砚的工艺流程非常复杂，用工时间长，有时一名制砚师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把一块石材加工成图案精美的成品。”

管理困局

“有职者无权，有权者无职”

成立“国土公安”药到病除？

钟天焕认为，要更好地保护端砚，政府就必须理顺相关的管理体制。事实上，当地政府多年来也在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国土部门在多次“输给”偷采者的“游击战术”后，陷入无奈，他们向市政府申请委派林业公安配合国土部门进行常态化执法。可林业公安“有难处”： “根据林业的相关法律，我们只能管破坏林木的行为，偷采端砚的人破坏的是石头，不是林木，我们没权管。”

“人是他们，鬼也是他们”

“此路不通”，国土部门又想到了基层组织，从2000年开始，他们申请市里每年拨3万～5万元经费给老坑和坑仔岩所在的砚坑村，请村委会组织村民代为看管。第一年，效果尚可；可到了第二年，群众投诉多了起来，有群众反映：“政府竟然信他们？他们自己还去偷呢！”用当地的俗语说：“人是他们，鬼也是他们。”国土部门组织调查，情况确实属实，只能三番五次地教育村领导，可偷采行为依旧存在，问题并未得到本质性的解决。

钟天焕说自己当时“压力很大”，有时甚至感觉很无助。每次破获偷采者的“大件”作案工具，钟天焕都不知如何处理。发电机、鼓风机等设备体积、重量大，仅凭国土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本无法扛出深山老林。他曾多次找外籍民工帮忙，可他们直摇头拒绝：“我可不敢，怕他们（村民）打我。”钟天焕一咬牙，只能现场销毁。其实他知道，这不是规范的行政行为，国土部门并没有销毁作案工具的权力。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职者无权，有权者无职”，国土部门在端砚保护工作上遭遇了这样一对矛盾。公安机关也很头疼，砚坑村归高要市金渡镇管辖，该村与鼎湖区黄村隔西江而望。但根据当地地形，金渡镇派出所的民警若想到砚坑村去，需首先绕到黄村，再坐摆渡船过西江。国土部门也曾就此向市里建议“成立砚坑派出所”，为方便管理，“该派出所最好归鼎湖区管辖”。但这涉及复杂的行政管辖权变更的问题，谈何容易？国土部门的这一建议石沉大海，又有人建议邀请武警代为看护……

轮岗以防“监守自盗”

2008年，高要市决定派遣公安局治安大队的2名警察带领4名保安进山守砚。可是，长期存在的管理弊端并未就此终结，警察不可能24小时守在那里，有群众向国土部门反映：“保安被他们（偷采者）买通了，他们在保安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偷。”当地政府于是改行“轮岗制”，每隔一两个月轮换一批新人进山守砚，这才有了好的效果。

钟天焕还曾向上级部门建议“成立国土公安”，“林业部门有林业公安，国土部门为什么就不能有国土公安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林业资源是可再生的，国土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国土资源的保护工作更加刻不容缓。”

他特别看重高要市河台金矿17年前的那次管理体制创新。1993年，当地政府为了保护金矿资源，给镇派出所多挂了一块牌——“河台金矿派出所”，明确职能，金矿方面每年拨一笔办公经费给派出所，理顺了权责关系。他希望这套老经验能够给端砚的保护工作带来启发。

名词解释：

端砚：即用端石制作的砚台，出产于广东省肇庆市（古称“端州”）东部的斧柯山和肇庆市七星岩北面的北岭山一带，位列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端砚石质坚实、细腻，研磨不滞、发墨快，研出的墨汁细滑，书写不坏笔，字迹生辉，虫蚁不蛀，经久不褪色，因而闻名于世，被历代文人墨客推荐为“众砚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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